首页-天辰娱乐挂机「首页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是建成文化强国远大目标的必然要求，为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注入了新动能，创造了新条件。数字出版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阵地，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更是传承文化、创新发展的数字资源库。本文立足于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五个重要支点，提出重视数字出版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建设国家数字出版资源库，健全数字出版产业链和数据资产化运营机制，打造智能融合的数字出版新业态，拓宽数字出版安全保护的升级路径，为推动我国文化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当今世界，文化与科技的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已成 了文化发展的主要潮流。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国发展擘画了未来五年的政策蓝图，在文化建设领域提出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具体发展原则和目标。2022年5月出台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将“文化数字化”提升为国家战略，作出了顶层设计和统筹指导，规划了平台、内容、体制和产业化等八项主要举措，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保障有力。文化数字化战略不仅是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更是推动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数字出版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排头兵，承担着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荣使命。数字出版机构应抓住战略机遇，创新发展路径，提升自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本文着眼于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时代价值与路线指引，塑造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新优势，开辟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新路径。

　　随着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数字出版业将迎来历史性转型机遇，推动出版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可谓意蕴深厚、意义重大。

　　坚守文化使命，深耕文化沃土，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数字出版融入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逻辑起点。面向国际市场，文化数字化战略鼓励数字出版产品以更加多元化的内容呈现及丰富的形态加快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强化中国数字出版产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讲好中华文化的故事，建构并阐释富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话语，扩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以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和数字中国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加速释放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生力量。数字出版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分支，通过数字化技术引领出版业打破行业生态壁垒，拓宽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渠道，成为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有力支撑。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推进落实，将充分融合大数据、虚拟技术、5G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合力开发文化衍生品，塑造新型产品形态，推动数字出版内容与服务创新升级，探索线上线下相融合、在线在场统一化的数字文化新模式，拓展文化数字消费的各类应用新场景，打造高质量出版IP，实现优质内容的多重变现，让作者出圈，让出版商受益，助力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深度融合发展。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在我国大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促进数字文明”的背景下，数字出版具有强大的经济增长韧性。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企业营业收入数据中，数字出版以30.3%的增速在文化新业态的16个行业小类中位居第一，行业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1]在文化数字化战略驱动下，我国数字出版将以未来思维，构建以数据、技术和用户为主导的数字赋能机制，优化其文化数字化发展的制度设计、设施建设、资源保障、技术应用和服务供给，推动数字出版不断更新发展模式和实践样态，以一种新的出版业态迎接新的发展生态，不断带动技术、人才、资金、物资在出版业的流通，促使数字出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数字出版产品融入文化数字化战略，将赋予数字出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全景展现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全媒体时代用户对服务多样化、多场景化、多层次消费需求。[2]

　　数字出版机构全面融入文化数字化战略，有利于优化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整合与开发；依托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创新数字出版公共文化消费新场景；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确保数字出版交易依法合规和文化数据安全，强化文化数字化标准体系建设，促进数字出版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将有助于弥合我国地区间出版文化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的鸿沟，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共享，这也是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全面体现。

　　我国数字出版现阶段取得的成绩固然可喜，但重任仍迫在眉睫。怎样合理配置已建、在建的数字出版资源库？如何确保数字出版中的数据安全和交易安全？数字内容同质化问题如何避免？数字产品模式怎样创新与丰富？如何提升出版数据的资源管理和使用效率？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可以说为上述问题作出了分清阶段、全面覆盖、彼此关联的部署，可谓步步为营、全程发力。

　　文化数字化战略总体来说包含五个重要支点：文化新基建、文化大数据、文化数据资产化、文化体验新场景和文化数据安全。五个战略支点为加强和改进我国数字出版提供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两者互为关联，互为影响，互相促进，将合力撬动数字出版迈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发展新基建成为驱动文化产 业发展的一项紧迫且重要的任务。数字出版作为伴随着信息科技发展而生的出版新形态，应高度重视其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智能化的数字出版业生产系统。

　　出版融合发展的优势不是内容资源，而是内容数据；融合发展的动力不是数字化，而是数据化。[3]虽然数字出版也曾经进行过视频、有声书等类型的尝试，但由于网络整体传播速率较低、画质因图像压缩导致模糊等问题，用户体验效果较差。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驱动下，数字出版发展升级的路径可以从倚重互联网“转轨”至国家文化专网，切实做到降本增效。[4]依托国家文化专网，数字内容不仅能通过联网数据形式从云端快速输送至国家文化专网的信息展示终端，而且可以极大提升信息数据传输的覆盖面和同步性，同时提供针对用户个性需求的内容场景体验，为其赢得更多的目标用户。

　　“新设施”建设，就是依托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构建“信息”和“算力”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实现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和智能化升级。数字出版企业可加强与其他企业的沟通协作关系，通过建设“准公共物品形态”的基础设施项目，推动共享智能技术常态化。

　　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重点考虑构建智能化的出版流程和知识服务生态体系，实现知识服务的思维智慧化、行为智能化、场景可视化、途径多元化和传播的生态化，推动出版行业整体向前发展；

　　在融合基础设施领域应紧盯技术发展前沿，用好信息技术的先进成果，创新驱动数字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助力数字出版产业全面升级；

　　在创新基础设施领域，数字出版企业应建构起结构合理、兼容开放和自主可控的现代出版融合技术创新体系，以共享经济的模式加快产业集群化发展。[5]

　　总之，无论是宏观调控层面还是市场方面，都要高度重视数字出版的新设施建设，进一步夯实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软硬件设施，推动企业间的双向协作与深度融合。

　　数字出版领域搭建出版平台的做法早已有之，但这些平台只是传统出版社的补充，抑或是出版、发行、阅读的新途径和新工具等。如今，全国性数字出版共享平台尚未建成，不能实时了解出版产业链上的反馈数据，也无法统筹协调数字出版的合作、竞争和交易等运营活动，出版资源供需双方的有效匹配和整体产业链的运行效率提升难以实现。

　　通过构建以“内容平台+交换平台+服务平台”三位一体的综合平台，能精准实现产销服务对接和平台价值转化，从而达到出版运行的高效管理。

　　内容平台是数字出版平台资源集成的根基。目前，数字出版内容平台可以整合由专业内容生产者出版的专业内容以及由个体自由创作出版的个性原创内容，从而实现专业化、社会化、碎片化内容信息的有效整合。

　　交换平台主要协同联动多元主体，是内容平台和服务平台的连接器。交换平台将成为数字出版产业链上游与下游供需精准对接和要求响应的重要载体，有效对接“线上活动+线下活动”“传统媒体+新媒体”，实现平台价值的积极转换。

　　服务平台是数字出版产品价值变现的重要支柱，也是资源聚合与交换平台的落脚点。通过不断挖掘出版 内容的增值价值潜力，建立并强化用户与出版物之间的消费关联，形成多方共赢的内容服务生态圈。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制度保障。在有关新基建的新时代内涵中，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应包括制度新基建。[6]数字出版的制度新基建，就是要建立健全支撑出版业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的智能化转型、数字化升级、创新融合等基础设施制度保障体系，建设“新制度”是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数字出版新制度建设应着眼于完善数字出版政策和规范制度体系。一是应健全内容质量保障系统。

　　组建专业权威的内容审核队伍，搭建内容审核平台，联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分领域研究出版物的质量管理标准，完善“人机”双重内容质量把关机制，建立第三方审核把关制度，规范内容审核流程。

　　标准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数字出版业应自主研制相关技术标准，不断规范技术应用，以标准来推进技术在数字出版的高质量落地，实现技术与数字出版业务需求之间的灵活适配；充分发挥出版企业标准制定中的主体作用，加快推进出版 数据安全、内容入库以及知识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标准体系建设。

　　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蓬勃发展，已经建成一批规模较大且形式多样的数据库。但这些出版数据库离文化数字化战略中“全面共享、逻辑关联、快速链接”的要求还有距离，还未形成出版大数据体系。因此，对现有各类出版数据库进行再造与升级，建设国家数字出版资源库可以成为支撑中华文化数据库内容的有力补充。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据成了核心的生产要素。其中，文化大数据是大数据种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国脉”资源。文化大数据可以分成需求侧大数据和供给侧大数据，两类大数据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可以说是“金山银山”。[7]由于社会上普遍在意数字出版的消费情况，因此需求侧大数据受到广泛关注，而供给侧数据经常被忽略。数字出版的供给侧数据主要反映内容的数字化，是文化生产的相关数据，如文字、视频、音频等不同形态的数据产品。数字出版的需求侧数据提供的是用户在数字内容消费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是文化消费的数据。只有分门别类建立供给侧数据库和需求侧数据库，才能疏通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堵点，同步实现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事实上，数字出版建设的问题不仅是由于出版行业内供给库与需求库之间缺乏联系，更是由于出版资源数据库与其他文化资源的数据库之间阻隔重重无法共享。因此，建立供给侧、需求侧专题国家数字出版资源库并最终接入中华文化数据库，推动存量版权资源转化成可交易、可量化、可追溯的数据资产，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个无需再建、即接即享的大平台，破除出版数据要素的市场分割，加快推进部门间及市场化主体间的数据要素市场融通。

　　数据整合创造价值，数据共享提升价值。为了实现文化大数据的关联与统一，数字出版主体在加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同时，

　　首先要坚持开展数字出版资源常态化、长效化的采集工作，同时开辟多种数据采集渠道，综合传感收集、自愿提供、协议交换、有偿购买等多种数据采集方式，对多源采集的数据进行清洗和处理，丰富并真正盘活整个出版大数据资源。

　　其次，对数字化内容开展解构与关联相关工作，进一步放大数字出版的价值，将“大颗粒”的出版资源解构成“小颗粒”的数据资源，通过语义分析、信息处理等技术，对文化资源类的图、文、音、视等数字化资源进行内容的分解，[8]提炼出具有传承价值的中华优秀文化符号、元素和标识，建构支持更新迭代的出版知识图谱，运用关联机制将其接入到中华文化的“数据超市”中形成“数据产品”，进而实现中华文化大数据的共建、共联、共享。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就对“中国古籍图典数据库”进行了解构，并将3万余条数据在全国文化大数据平台上线；中国数字文化集团解构了约3.7万余条文化资源数据，形成270多个资源数据集。[9]

　　数字出版转型升级要有基础强大的“数据底座”，就必须加大出版资源数字化转化的力度，进一步促进数字文化生产线的建立。

　　文化数据资产化是践行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推动文化数字化发展的“基因工程”[10]。数据资产化进程的加快，能提升数字出版产业链协同能力，在数据端建立起具有智能化、精准化和资产化特点的长效运营机制，在文化资源保护、文化资源盘活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树立数据赋能思维，就是重视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并最大程度发挥数据价值的一种思维理念。随着数字出版产业链体系发展日趋完善，数据要素资源积累日益增多，数据赋能成为激发产业转型乘数效应的关键要素和战略资源。因此深挖数据功能价值，不断健全数字出版产业链至关重要。

　　从产业角度看，应加大对内容资源端、零售消费端、技术服务端的整合力度，帮助出版企业形成从内容生产、产品打造到营销变现全链条业务的第三方数字出版平台，建立需求方、供应方和平台方都高度信任的黏性关系，打造传播链条的生态闭环，改善盈利能力。

　　从出版企业来看，应不断提高数字出版企业的运营效率与能力，对采集到的用户数据、推广数据、销售数据、市场需求数据、供应链数据等进行科学系统分析，构建起精准化、智能化与多维度的运营体系，不断提升品牌运营效率，提升用户精准化管理力度和转化效果，同时为内部治理规则和结构升级调整提供依据。

　　从政府角度看，相关机构可以通过参股、投资等形式增强资金的杠杆效应，提高政策红利价值，以项目为载体，助强扶优，着眼于产业层面，注重对企业整体性和产业整体性的考核；同时，应加强对数字出版行 业的监督，出台相配套的监管办法，保障数字出版业合法合规健康运行。

　　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让数据的获取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出版企业也乘势而上运用数据资产运营策略带动产业升级转型。数字出版中的数据资产化运营，就是让出版企业数据增值实现最大化，将高质量的数据与特定场景结合转化为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数字内容产品营销模式。[11]对数字出版企业来说，数据资产流通活力就是市场的活力、发展的活力。出版数据资产可分为出版物数据、经营数据和交互检测数据三种类型。[12]

　　首先盘点好自己所拥有的数据资产，对各种数据目录进行梳理，为每个关联数据发放“身份证”方便数据流转，规划数字资产架构，进一步接通中华文化“数据超市”进行交易，使关联数据变现收入并与各类专业人员的利益分配相挂钩；

　　其次，在数字出版的数据资产运营方面，扩大数据规模、发挥数据要素效用、激活数据活力以及兼顾出版数据安全等均是确保数据资产能增值与保值的主要办法。

　　最后，在具体实施关键环节，可根据出版数据类型建立起覆盖数据采集、存储、流通及应用等全生命周期的数据优化结构，对数字出版的相关数据进行确权和交易定价，构建数据要素市场运营的新模式，以实现数据资产利益最大化。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发布，将指引数字出版机构顺应 信息传播移动化、智能化、社交化和碎片化等新趋势，增强出版融合功能，破除模式壁垒，精准匹配用户需求和应用场景，催生出更多数字出版产品的新业态与消费新场景。

　　从选题决策环节来看，出版主体要深度分析用户需求，结合用户偏好、行业趋势、产品销售，科学合理地把握好选题“精度”。传统出版的选题策划一般是基于传统市场调研和出版人的策划经验，缺乏对用户行为的数据分析。数字出版企业应利用出版大数据资源，分析用户阅读喜好，更具针对性地进行多种形式的选题策划，提高选题策划价值。

　　从内容生产环节来看，数字出版主体要确保内容的“实度”。除了要实现出版内容从大众化服务向个性化服务转变，还要鼓励多开发数字精品内容，通过内容产品原创来增强数字产品的独特性。同时，建立用户对出版资源的评价反馈机制，通过显隐式协同反馈的方式，对用户的行为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实时掌握用户对数字出版资源的满意情况。[13]

　　从内容传播环节来看，数字出版要多注重内容传播的“效度”。数字内容产品在各类平台上均以数字化格式被存储和传播，渠道与终端都具有通用性，因此数字出版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具有多归属性。[14]数字内容产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随时随地获得相同的产品，不需要转换成本，进而增加了数字出版平台稳固客户的难度。在此情况下，孵化数字出版消费社群将切实有效解决这一“痛点”。在融合专业机构和个人用户生产内容的基础上，消费社群化通过高度的人际信任、共同价值观及一致的行动目标等，提高数字内容消费者忠诚度的同时，也提高了传播的精度、实度与效度。

　　数字出版企业一方面可以依托传统图书内容，按照音视频内容的制作方法和不同应用场景来进行加工和再创作，开展多种类型产品的研发，逐步实现数字出版内容价值、版权价值和品牌价值的提升与共振。

　　另一方面，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兴起，出版企业可积极整合多种智能化数字技术，实现内容产品的增值，创新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丰硕成果，为用户创造时空重塑、感官高度融合的虚拟空间，[15]提升用户多元体验感，切实让用户感受到品质出版的趣味和知识的力量。

　　还可以开拓新数字出版产品及服务功能。出版内容不仅具有知识传承价值还具有文化收藏价值。当前，数字藏品成为数字出版物的一种新形态。数字藏品对应特定的作品生成唯一数字凭证，在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上，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购买和收藏。[16]数字藏品这一产品形式的开发为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可探索之路。

　　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加强内容供给和用户体验，数字出版机构可充分利用丰富的出版文化资源，精准对接公共文化机构的数字文化服务需求，深度开发与管理出版资源，拓展数字出版产品的服务模式。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提出旨在提高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进而为数字出版的内容营销注入新的发展活力。随着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新基建”政策相继落地生效，国家及地方的公共文化云平台成了人民群众获得新文化内容的重要打卡地。[17]作为全国互联互通、标准统一的公共数字文化平台，截至2022年5月31日，该平台累计访问量突破9.96亿人次，日访问量稳步增长。[18]线上用户流量入口一直是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弱项，出版机构可以运用公共文化云平台这一天然流量池，以创建专题数据库等形式在各级公共文化云平台上增设相应栏目，丰富公共文化资源和数字出版内容产品，创新文化消费业态，加强与基层文化云平台的对接，助力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提升。线上知识服务模式的运用为盘活文化数字资源，充实数字文化内容，创新文化资源提供了指引，解决数字出版存在的“建设容易运营难”的问题，提高数字文化服务品质、效能，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发展。

　　移动智能终端与无线传感定位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了数字出版消费场景的重塑与变革。

　　首先是用户的时空场景变换，以往传统的阅读场景是图书馆、自习室或书桌前，现在变为路上、车上，以一种移动化、休闲化、碎片化的方式进行阅读；同时，个人封闭式阅读转变成“社群式阅读”“分享式阅读”。阅读成了一种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19]新型阅读场景改变了曾经相对封闭的阅读环境，阅读行为变成了移动互联空间一种社交在场的活动。

　　此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孪生及全息呈现等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让阅读场景具备更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够强有力地支持多维阅读的形式。“数据+知识+场景”服务模式的兴起成为创新文化内容消费的新方向。曾经仅限于二维形态的社群化出版消费不断向多维共享场景、全息沉浸式阅读消费场景转变，视听阅读被“沉浸式”“社交式”阅读所取代，不断趋向“在场”。

　　此外，还可以利用现有的公共文化场所和文化教育设施搭建数字出版体验的线下场景，如公共场所包括旅游服务场所、城市广场、社区、商业街区、汽车站等，文化教育设施包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学校、博物馆、美术馆、书店及农家书屋等。只有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场在线相结合的数字出版新体验，才能打通文化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数据安全是数字出版的核心问题。数字出版产业想要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版权保护。在实际应用中，应切实加强数字出版在“确权、交易、追溯”三方面的保护，它们是数字保护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

　　确权，即版权权属确定。当前数字出版领域，数字作品被侵权的情况较多，虽然国家也从立法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实施了相关措施，但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技术创新+版权保护”的融合为其打开了新局面。当前，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透明化和随时生成且不能篡改的时间戳能够很好地解决数字出版的版权问题，破解数字出版行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版权保护瓶颈。为了更加规范数字出版产品的“确权”认证，可以考虑建立数字出版公共区块链系统，并将该系统并入公共文化平台专题栏目中，方便用户查取与调阅，也方便版权间的协同保护和兼容操作，有效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此外，相关部门还应不断完善版权保护制度，将数字化管理模式融入制度体系，对不规范的出版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对侵权行为采取差异化的惩罚措施。

　　数字版权只有通过交易或转让才能实现其价值。数字版权交易比传统的版权交易要复杂很多。当前，作者合法权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比如在著作的定价与利益分配中，作者的话语权非常小；作者经常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侵权，维权更无从谈起，由此造成作者和出版商及网络运营商之间矛盾加剧。

　　在此产业环境下，应考虑完善版权交易机制，发挥第三方在版权交易中的监管作用。第三方监管是协同行政，司法，学会、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来共同参与，发挥各方所长，合力维护版权交易的市场秩序。行政单位和司法机构可以从法律和制度角度对侵权违法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行政惩处或刑事处罚；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等从行业监督和社会舆论角度对侵权主体进行制约，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尊重和保护原创者的经济利益和创新积极性。

　　其次，整合各地数字版权交易平台资源，建立互通共享的交易模式。由于各平台有特定的服务范围和区域，因此各平台的运营模式差异较大，互通性不强，多地重复搭建平台造成资源浪费和交易效率低下的情况非常普遍。交易平台的建立和整合可以在版权的登记、维权、交易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推动交易信息实现统一管理。

　　最后，建立数字版权个性化、定制化交易模式，运用安全可靠的数字技术确保数字版权点对点交易。同时建立基于多层次交易市场的新功能智能合约，推动数字版权依法合规发行与流转，营造可全时性证明的可信数字版权交易氛围。

　　数据是国家基础战略性的要素资源，国家需制定好出版数据的质量标准，加强对数字出版数据资源的管理，保障数字版权与数据安全，限制有大量用户数据的数字出版平台无序采集数据和侵犯用户权益，防止数据泄露。此外，国家要持续研发认证技术和加密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实现出版数据流通的全程可追溯，有效保护数字出版各方的权益，确保数据跨境传输安全，重塑安全、健康、有序的数字出版新生态，加快推进国家文化数据安全建设。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为加快推进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数字出版还存在技术应用不够成熟、数字资源规模尚小、盈利能力有待提升、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等问题。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推进实施，将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数字出版的发展也将迎来新的机遇。数字出版业应找准自身在文化数字化战略中的定位与使命，进一步加强新基建建设，升级文化生产与运营方式，提升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创建数字化文化体验新场景，确保内容数据安全，为推动我国文化数字化建设和夯实文化强国根基贡献重要力量。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变异与管控研究”（项目编号：20YBA08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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